艺术告白

我的作品经常是因地点的不同而风格迥异。作品的地点应该是能诠释某种东西的地点，比如一个公共广场，一栋建筑，或者一间特殊的展览室；作品的地点抑或是我本人当前所处的地方，比如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家机构或者一间工作室。
我在开始一个新的艺术项目时，最开始总是先将我自己设想成一位观察者，他一方面需要在其所处的周围环境里找准自己的定位，另一方面也尽可能不带任何成见，试图审读其所处环境的诸多特性和可能性。这种工作方式在一开始便能与项目主题产生某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委实大有裨益，而在我想要尽可能毫无偏见地全神贯注思考较为复杂的关联信息时，这种距离感所带来的益处便尤为显著。

在艺术作品创作进程中，我所接触到的人发挥着重要作用。常见的情形是，几次偶然的相遇接触，便能带来成果颇丰的沟通交流，从而建立起相互尊重和博大的开放姿态，最终在这两者基础上实现密切合作。
我是从事戏剧的创作工作出身。我曾经在德国享有盛誉的吉森大学应用戏剧系求学，师从著名的海内尔∑戈培尔教授（Heiner Goebbels）。我的这段求学经历已经广为人知，已并非仅局限在德国，且可以说是对现实世界的跨学科性和极富实验性的艺术研究。德国吉森大学应用戏剧系有着辉煌的历史，曾经培养了包括著名的戏剧导演雷内∑波勒施先生（Rene Pollesch）和艺术团体Rimini Protokoll在内的一大批优秀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开创了纪实戏剧的崭新时代，且在过去几年内极大影响了德国以外的一大批艺术家。我自身开始一件艺术作品的工作方式，可以称作是一种具有戏剧表演艺术的创作方式。我个人认为，这种创作方式乃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一方面认真对待其所思考的对象，另一方面摆脱了某种必不可少的距离之局限后才开展创作工作。
我在开展艺术创作工作时，会经常使用新媒体。数字媒体特别是摄像机，实乃方便好用的媒体，易操作。在10年乃至20年前仅仅是极个别专家在高科技工作室中方可使用的技术，因得益于媒体的数字化，现已走入了寻常百姓家，为今日的普通大众所享用。时至今日，数据信息可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分享，简单便捷，且在很多情况下促使新的交流沟通方式和合作方式得以产生。在此过程中，也产生了认知世界和认知社会共存的新途径，而这也正是我所努力寻求的。因此，我使用媒体不单单是为了用插图来说明作品的艺术性思想内容，我还花费大量精力致力于获取媒体的特性和物质性等方面的知识。我既不愿给观众以任何艺术家事实，也不愿将伪原创的艺术家世界观强加给观众，而是想将那些可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不同理解力的艺术作品呈献给观众：这类艺术作品会将观众引入一个可任由其自由思考的空间。

于我而言，法国著名艺术家安东尼∑阿尔托（Antonin Artaud）对我影响颇深，他曾说，艺术的社会责任在于指明一条走出时代之恐惧的出路。我个人认为，正是在德国历史的黑暗时期，德国为一股巨大的恐惧黑云所笼罩，且恐惧最终爆发了出来，转化为向外的扩张。我作为艺术家也同样深信，艺术应该责无旁贷，努力让德国重新融入欧洲，重新为世界各国所接受，被当作合作伙伴来尊重。

我觉得艺术还应该发挥出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即为人们创造出一个自由空间，置身其中的我们得以以人的身份互相对待，可以相互接受并认同对方，也可以自嘲。

我对中国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我的妻子是中国人，我们结婚已经五年，我们一致决定今年前往中国并在中国安家落户。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古国，其历史悠久而博大精深的哲学和艺术历史至少可与欧洲久远的哲学和艺术历史等量齐观，一直以来都深深吸引着我，我个人也倍感高兴地看到，近年来中德两国的双边关系牢固地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休戚与共的基础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我一直认为，人应该跳出自身已有知识的局限来看待认识事物，必须相互学习借鉴，这必能让我们从中获益匪浅。

艺术领域内，德国著名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于我而言就树立了一个很好榜样。他的艺术创作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和诗歌创作的影响，从中汲取了许多创作灵感，并从中国戏剧中获取养料，提出了所谓的ì间离效果î这一著名概念，为在艺术层面进行反思和对话提供了崭新的可能性。在他的作品创作中，他主要关注的是观众/受众的立场，他想将观众/受众从被动的艺术消费者心理解放出来，助其成为艺术作品创作过程的积极参与者。
在此背景下，我觉得在"发现重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公共空间"（"德中同行"可持续性项目）框架下既定的合作当然让人心潮澎湃。我希望双方能开展持久的合作，同时我也深信，我们双方必能够在公共空间里开启一个创新型和富有成果的艺术创作过程，它定能增强当地民众的凝聚力，同时能够适应当今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认为这是一大契机，我们当以艺术家的身份共同努力，推动文化领域内的交流，并找到沟通与合作的新途径。

托比亚斯∑罗森贝格